专稿：关于梵蒂冈教会之所谓“封圣”
“圣人”在天主教而言是指死后灵魂升天，可做教徒表率、应受教徒礼敬的人。教会对“封圣”即册封“圣人”有规定的要求及程序，要有当地教会提出并考察论证。此次梵蒂冈的“封圣”完全无视中国教会主权，而由所谓“台湾地区主教团”越俎代庖，违背了教会的规定和程序。
历史上，“封圣”往往被利用作为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对被“封圣”者是否符合“圣人”标准，在教会内部以及教会与国家政权之间往往存在教大争议。梵蒂冈长期以来坚持反对共产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这次又把一些作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者帮凶，对中国人民犯下累累罪行的传教士及其追随者册封为“圣人”，目的就是要借“封圣”歪曲和篡改历史，借宗教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当然要遭到中国天主教会、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2000年10月01日，人民网北京１０月１日专讯）
王兆国:抵制“封圣”充分表现出中国天主教徒爱国精神
中新社北京十一月二十九日电(记者张雷) 针对中国天主教界刚刚经历的一场抵制梵蒂冈“封圣”的正义爱国行动，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今天下午在此间给予高度评价，并认为这场爱国行动“充分表现出中国天主教徒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应有的民族气节，维护了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同时也维护了天主教自身的纯洁性”。
今年，是八国联军侵华和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兴起一百周年，也是中国基督教反帝爱国运动五十周年。就在今天，中国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也在北京举行。
王兆国在出席该纪念大会时表示，我们今天隆重纪念中国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五十周年，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针对天主教界刚刚经历了一场抵制梵蒂冈“封圣”的正义爱国行动，王兆国指出，在世纪之交的今天，梵蒂冈教廷逆历史潮流而动，企图借“封圣”否定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历史，否定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历史，利用宗教干涉中国内政。这是包括广大宗教界爱国人士和信教群众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绝不能答应的。
他说，具有光荣爱国主义传统的天主教界广大神长教友，坚定地站在祖国和人民的一边，与梵蒂冈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和全国各地的天主教“两会”纷纷发表声明，举行集会，表明严正立场，坚决反对和抵制梵蒂冈“封圣”。充分表现出中国天主教徒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应有的民族气节，维护了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同时也维护了天主教自身的纯洁性。
王兆国强调，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是相一致的，我们讲爱国就是要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祖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贡献力量。
他在讲话中并希望中国天主教广大爱国神职人员和教徒继承和发扬天主教反帝爱国的光荣传统，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不断增强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道路的信心和决心；进一步加强爱国组织建设，特别是要大力加强爱国会的建设，充分发挥爱国会在参与管理教会事务方面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积极稳妥地推进民主办教的进程，逐步开展天主教神学思想建设，从深层次上促进天主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下大气力加紧培养天主教中青年爱国神职人员，加强天主教神学院校建设，真正把宗教院校办成培养爱国爱教合格人才的基地。
中国新闻社 2000年11月30日
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抗议梵蒂冈“封圣”
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１日电 中国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对梵蒂冈于１０月１日举行“封圣”仪式，把曾经在中国犯下丑恶罪行的一些外国传教士及其追随者册封为“圣人”，表达了极大愤慨和强烈抗议。
声明全文如下：
梵蒂冈不顾中方的强烈反对，于１０月１日举行“封圣”仪式，把曾经在中国犯下丑恶罪行的一些外国传教士及其追随者册封为“圣人”。中国政府和人民及中国天主教会对此表示极大愤慨和强烈抗议。
众所周知，在近代史上，天主教的一些外国传教士曾经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直接参与者和帮凶。这次被梵蒂冈册封的一些人更是在中国土地上奸淫抢掠，为非作歹，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对此，梵蒂冈不仅不表示忏悔，反而要把这些作恶多端的罪人册封为“圣人”，这是对中国人民的公然挑衅，是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翻案，是对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和压迫的爱国行动的极大侮辱。梵蒂冈的这一行径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和中华民族的尊严。
梵蒂冈口头上表示愿意与中国改善关系，但在实际行动中却一再违背其不干涉中国内政和在台湾问题上的承诺，现在又一意孤行，坚持“封圣”，严重破坏了中梵关系正常化的基础。这必然对中梵关系正常化进程产生严重消极影响。造成这种局面的责任应完全由梵蒂冈承担。
新华社 2000年10月01日
专稿：“圣人”刘方济与“私生女”
作者：雁明
众所周知，天主教神职人员是不能结婚的。但是，梵蒂冈即将册封的“圣人”中，却有一位已有私生女的外籍神甫刘方济，这也许是因为其“奇迹”非常“感人”。有关这位“圣人”的事迹，梵蒂冈宣圣部肯定还没有了解清楚，否则怎么会闭着眼睛封他为“圣人”呢？
刘方济（Franciscus de Capillas 1607-1648），全名方济各嘉彼来，西班牙人，1641年到中国传教。他先在台湾传教，1642年和一位西班牙传教士一起从台湾来福建传教，为传教方便，方济各嘉彼来改名为刘方济。当时正值天主教“礼仪之争”发端，刘为不断扩大本教派势力范围，排斥其他教派，在传教中采用各种手段发展教徒。刘在拉拢、引诱当地农民入教时，特别是发展年轻女教徒，造成家庭不和，夫妻离散。福安下邳村有位已订婚的青年教徒陈某，刘要发展她为“守贞女”，就诱骗她不要出嫁，威逼其未婚夫写了退婚书，硬是拆散了一桩美满的婚姻。更有甚者，他又把陈某人拐带外逃。据当地群众反映，刘神甫还与一位寡妇通奸，并生下一私生女。这些事情激起当地群众的公愤，纷纷起来揭发刘利用传教为非作歹的丑恶罪行，并联名向官府控告。接到群众举报后，清政府遂于1647年（顺治四年）11月13日以“专事宣传邪道，煸惑良民，外装守贞不娶，其实拐骗妇女，放荡无耻，曾和城外某寡妇通奸，并且有了私生女”，将刘方济捉获归案，并于1648年处死。
天主教规定，神职人员必须全身心地把自己奉献给教会，终生坚守独身。像刘方济之流，连作神甫都不配，怎么可以被当作普天下天主教徒效仿的楷模——“圣人”让世人顶礼膜拜呢？（人民网北京9月29日专讯）
註：
來源，人民網，2000年12月29日
专稿：“圣人”郭西德与“初夜权”
作者：雁明
所谓圣人，是指天主教会中为基督信仰作出见证，先经教皇批准册封为“真福”，再经过教廷宣圣部对其“奇迹”进行严格慎密的考查和证实，报经教皇批准后，始可正式尊为圣人。令人不解的是，这次梵蒂冈将要册封的120位“圣人”中，竟有一位名叫郭西德的传教士，把“圣人”与通过卑鄙手段获得“初夜权”的无耻之徒统一于一身。二者本是风马牛不相干的，怎么会扯到一起呢？还是让我们翻开这段历史，再看个究竟吧。
郭西德（1863－1900），意大利传教士。义和团运动发生之前，郭在陕西宁强传教。郭在燕子砭地区通过吸收当地恶霸、地痞、流氓入教，以扩充教会势力，并强占了与燕子砭一河之隔的秀丽的青岗坪，霸占民房作为教堂。当地村民姜凤翔对教会及教士的劣迹十分痛恨，便在教堂墙上写了几句骂教士的话，教士就勾结地方官，硬逼姜把十五岁的女儿送到教堂去作“修女”，郭还在当地欺压民众、残害百姓，强迫教民给教会交租、服役。
1898年，陕西燕子砭一带遭到特大水灾，清政府拨出一批赈灾款，委派天主教汉中教区拔士林主教进行救济，拔士林购买粮盐等物品后送燕子砭交郭西德向灾民发放。郭原本在百姓中名声不佳，此次又藉救灾之机，以入教者可多得救济粮来劝民入教。这种歧视性的做法引起了不信天主教的百姓的强烈不满。郭还利用这个机会，放高利贷，收买农民土地。1900年，年景稍有好转，郭西德及其爪牙李占鳌等竟为收回借贷，于夏禾刚刚成熟时，放纵一些无赖教徒在农民田地里抢收小麦、豌豆，引起了广大农民的义愤，因而时常引起民教冲突。
更有甚者，郭西德还规定教民之女出嫁前必须到教堂去“领洗”，犹如西欧中世纪的“初夜权”一样，凡去者，皆遭蹂躏奸污。当地平民潘长富、郑干仁、举人杨海等人的妻子在出嫁时均遭郭西德的奸污。教堂还规定教民要把女儿送入教堂作“修女”，以供教士们玩弄，满足他们的淫欲。当他道貌岸然在教堂里向虔诚的教徒讲道时，谁能想到他又是这种人呢，真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难知心。
郭西德的种种罪恶行径，理所当然地激起了广大民众的强烈愤慨，光绪二十六年某日傍晚，燕子砭四乡百姓300余人，手持灯笼火把斧头长矛，齐集燕子砭教堂，郭西德闻讯出逃，被追击的百姓发现后将其处死，这就是著名的“燕子砭教案”。
汉中教区主教拔士林得悉郭西德被群众打死后，即行文罗马，要求教廷向满清政府提出抗议。腐败积弱的清政府敕令汉中知府火速查办。先后逮捕了不少参与者。为首的李云林、杨海等六人，在押解省城西安途中被奉旨杀害，然后将人头送回燕子砭在街上悬首示众。清政府还勒令宁强知府给教堂赔款五万两白银，另罚银四千两，燕子砭教堂和燕子砭街上各树一块石碑，记述教案经过，表示悔过之意，并停止宁强州文武科举考试五期，赏以汉中教区主教拔士林一品顶戴，司铎康乐尧五品顶戴，如此方平息教廷的“怨气”。
就是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传教士郭西德，梵蒂冈竟无视其“奇迹”，将其册封为“圣人”。他们将楷模的是什么行为，他们将引领的是什么精神，我们不敢想象长此以往，还有什么人不能封为“圣人”？！（人民网北京9月29日专讯）
先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千禧年10月1日正式宣聖一百二十位中華殉道聖人，這是我國教會史上值得慶賀的一件大事，自此後，我們也有了自己的殉道聖人。2002年一月下旬，台灣地區主教們到羅馬向教宗述職，在拜會禮儀暨聖事部時，部長樞機梅堤納等告知中華殉道聖人的紀念日，已訂在每年的7月9日在普世教會舉行。中華教會可由主教團決議將此紀念日提升為節日，並可移至7月9日附近的主日舉行。因此2007年台灣主教團定7月8日（主日）慶祝中華殉道聖人節，以特別強調對聖人的敬禮。…
這一百二十位聖人中，八十七位是中國人，三十三位是客籍傳教士。其中主教六人，神父廿三人，修士八人（其中一位為輔理修士），七位修女，七十六位平信徒（其中二人是望教友）。年齡最大七十九歲，最小的七歲。教友中有傳道員，有家庭主婦、守貞女子和幼童，各種職業，不同年齡的男女老幼，可做各種職業及不同年齡的聖職人員及教友的模範和主保。…
先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選擇了10月1日做為宣聖中華殉道聖人的日子別具意義，因為當天是傳教區主保聖女小德蘭的瞻禮日，她在生前就殷切為中國傳教士祈禱，死後更祈禱天主的愛像玫瑰花雨一般撒遍神州大地。期望日後中華地區有愈來愈多以中華聖人為主保的聖堂，也願中華聖人為普世大地的華人祈禱，讓基督福音的果子結結實實地深根在每個人心中。…
註：
資料來源，士林耶穌君王堂文件；天主教台灣地區主教團宣聖委員會主編《中華殉道聖人傳》
聖趙榮司鐸，洗名思定，晉鐸前原姓朱，貴州婺川人，清乾隆十一年（西元1746年） 生，殉道於嘉慶十九年（1815）正月廿七日，享年69歲。他年輕時頗為放盪，年將二十，充當婺川縣差役。那時天主教剛由四川傳入，婺川與四川彭水交界，漸有信教的人。乾隆三十七年忽起風波，教友被捕的很多，收押在監裡。
過了兩年，梅神父到婺州鼓勵新奉教的人，也被捉去，梅鐸在監中充滿主的神火，傳揚真道，感化所有犯人。朱榮正當守卒，聽到梅神父的道理非常感動。他天資頗高，兼通文理，不多幾時，對聖道已透徹，堅心信服。梅神父出監時，他送到幾里以外，一路暢談教理。從此信心日增，見迷信事十分厭煩；一天到廟裡閒遊，見泥塑偶像，心裡一火，舉杖擊碎。和尚見他是差役，也無可奈何，本來這種干涉他人信仰的粗暴行為是犯法的。
乾隆四十一年，梅神父給他付洗並行堅振，那天是聖思定節，故用思定作洗名。梅鐸見他信德堅強，託他辦許多事，又教他拉丁文，要他多讀聖賢書，朱榮孜孜勤學，不辭勞瘁。有位婁神父見他為人忠誠熱心，也請他幫忙。乾隆四十四年四川大饑荒，加以瘟疫，死人無數，婁神父派他往瀘綦江等地，付洗臨危的嬰兒。難平後歸來，婁鐸見他信德超群，求主教授以聖職；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初十，和蔣若翰同陞為司鐸，時年三十有五，從此後改姓趙，稱趙榮。
趙榮晉鐸後，每到一處看顧教友時，必講三天道理，尤其講解十誡、七罪宗、大赦、補贖、告解、聖體，對耶穌受難事跡，講解得特別使人動心，聽者人人流淚。三天道理完畢後，開始聽告解，一天只聽七、八人，他常用非常懇摯的勸諭，指導懺悔者。
雲南騰衝以西是玀玀人蠻荒地方，婁神父曾去傳教，想感化他們，特請趙神父協助；他在雲南山野地方，奔走勞碌，十分吃力。後來主教派他管理川西灌縣、金堂、溫江三縣的教務。他誨人不倦、傳道熱心、鞠躬盡瘁、忠於職守，聽人告解，更極周詳。一日，嚴責鄒姓教友不仁不義，預言他連子孫都不得善終，後來果然應驗。嘉慶十九年，教難開始，楊神父勸他離去，他向楊神父說：「我年邁體弱，無力逃避，請為我祈禱，賜我剛毅勇力，堅心忍耐。」楊神父不得已辭別他去。
不久，崇慶有一位教友病危，請趙神父前往，回到邛崍以後，忽有一匪徒問他是否信天主教，他答以不僅信教，而且是教中領袖。匪遂向州官報告，官派差役將他拘捕，可是邛州州官，為人善良，用轎子解他到成都省城。趙榮被禁在牢中後，受百般虐待。一日，官命提審，逼令背教。趙鐸答：「各種重刑，我都樂於接受，唯有背教之說，萬不能出。」官見無法可施，乃出無理之言，百般戲弄，又命差役杖脛六十。正鞭打時，官叫差役問道：「老漢，痛不痛？耶穌救你嗎？」聖人答說：「耶穌已增強我的力量，承受苦刑。你等愚昧，焉能知道！」官怒，又命掌嘴八十，仍舊收監，等候申報定奪。他因年老，受刑不起，遂死於獄中。死後，官府仍申奏朝廷，定他死刑，照例行刑，差役把他葬在關山，道光二年遷葬鳳凰山。教宗良十三世於光緒廿六年四月廿九日（1900年5月27日）宣為真福。2000年時，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將他與百餘位中華殉道真福同宣為聖人。
註：
資料來源，士林耶穌君王堂文件；天主教台灣地區主教團宣聖委員會主編《中華殉道聖人傳》